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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剧场Ⅱ最新章节 正文 第15节：编导的话
序
编导的话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内地出版自己的「相声剧」作品。这感觉有些奇妙。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台湾创作新舞台剧，平均每一年做一部新戏，到今天累积了二十多部戏，用什么顺序介绍给内地观众朋友，似乎有种「随缘」的必要。
2001年，第一次有机会介绍自己的「相声剧」给内地的观众朋友，但那次呈现的不是我们「相声」系列第一部《那一夜》，而是第四部《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为什么？只能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吧。这部戏当年是用台湾原班底在北京、上海巡回演出，后来还在北京的「北剧场」结合内地演员演出，作为该剧场的开幕戏。当时我会担心，观众没有看过前三部，虽然这些戏在主题和情节上是不连贯的，但我们创造的「相声剧」本身有其独特的艺术逻辑，长得也不像一般话剧，又不相等于相声（更不等于传统中所谓的「相声剧」），而且每一部有其不同的艺术命题和挑战，观众一下看第四部会不会一时无法融入？
那一年，《千禧夜》在北京长安大剧院首演时，我发现我的疑虑完全多余。观众确实在开演时不太知道如何面对那个作品，但几分钟之后就融入了剧情及表演中，在全场共同的笑声中进入到作品的创作逻辑。当年创作时，我在节目单中写了如下的文字：
千禧年，一千年才从我们面前走过一次。总是想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
说什么呢？不要说一千年来，这十几年来，语言的变化惊人。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声音的放送，到最后并不是什么悦耳的美丽交响乐，而是越来越密集的杂音丛林。
如何说起？
从一百年前说起。不知为什么，三年前，当这一出戏的构想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时候，它的上半场就是放在清朝末年，一百年前。我非常好奇，想看看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是怎么跨过那一次的世纪门坎。或许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而一百年前是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我经常感觉，那一年爆发的所有事情所造成的所有后果和赔偿，到今天我们还在偿还。
那个时候的人如果能够看到我们今天，他是什么想法？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候的人，我们又有什么看法？
相声是幽默，是痛快，是我们苦涩的中国人唯一纯粹喜剧形式的表演艺术形态。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非常适合表现一些忧伤的话题。不知道，大概「痛快」总是「痛」。
一点点的想法，延伸出半年多的工作，工作伙伴认真的辛苦的陪着我走这一趟发现之旅。在千禧夜，发现语言，也发现语言的无用。
如今，《女人说相声》来了。在作品顺序上，它确实是跟在《千禧夜》之后，但内地观众朋友仍无法看到之前三部「相声剧」的作品逻辑是如何累积的。想一想，还是随缘吧！此时此地，掌握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就不须太讲究顺序了！重点是，我们又有一次机会为内地朋友做演出，我们要珍惜这每一次在剧场见面的机会。希望大家看这戏时能够像我每天看排练一样︰尽情享受表演者的精湛演技及爆发力，静心思考现今女人的处境，以及人类未来的走向。
以下是我为《女人说相声》2005年台湾首演时所整理的一些文字，与大家分享：
创作笔记
这次的创作，跟过去所有的「相声剧」一样有它很大的快乐，同样的像过去一样，过程也是充满了痛苦。
这一年，我创作之余，努力的在写一本书关于创意（《赖声川的创意学》），同时也在台北艺术大学博士班开了一门关于创作的课。有一天在教室里，我突然把创作的问题简单的说清楚了：
「我们做创作的人像神经病一样，自己出题目、自己答。」
不是这样嘛？每一个创作灵感背后，都隐含着创作者自我挑战的一个题目，而创作过程本身往往就是解题目的过程。
从二十年前，《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开始，我们给自己定的题目都是很奇怪也很艰难的。《那一夜》：用相声的形式来告诉观众相声已经死了；做五个段子出来，都是新编的，但是听起来都要像老的（除第一段）；「抖包袱」的时候要人家痛快的笑，又希望人家能痛一下……
错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