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平衡计分卡的误区


　　平衡计分卡是由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对在绩效测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12家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后发明的一种绩效管理模式，后来在实践中扩展为一种战略管理工具。


　　平衡计分卡之所以叫“平衡”，是因为它从四个角度：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成长来帮助管理层对所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作全方位的思考。可用于确保日常业务运作与企业管理高层所确定的经营战略保持一致。在具体实施平衡计分卡时，一般经过从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成长四个角度明确企业战略，把战略目标量化后分解到部门、个人并考核。


　　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告诉我们要财务、客户、流程和学习四个角度平衡，于是国内的企业照抄照搬过来。不分析自己企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全按照老外的一套照搬，而没有抓住平衡计分卡的本质灵活运用，结果屡试屡败。


　　平衡计分卡的本质是要求企业各项成长指标平衡发展，不但要财务指标，而且还要有其它指标。实际上企业的成长指标远远不止以上四个角度，企业在不同时期其成长面临的困惑有特殊性，企业能借鉴的只是平衡发展这一思维，这是平衡计分卡本质的思想，如果将为美国绩效测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12家公司量身定制的这四个角度套用，将难以实施。企业在具体运用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它三个角度、四个角度、五个角度、或者六个角度的平衡。


　　第四、西方理论本土化时要分析企业成长的特定阶段


　　研究还发现，大量的管理思想理念、方法的产生是针对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提出的。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以“管物”为主，后来开始探索以“管人”为主，如人际关系学说、领导理论、学习型组织等，直到现在的文化管理。管理的演变有其规律性，管理的方法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阶段沿着经验管理、科学管理、人本管理、文化管理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中指出“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曾经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答案，但现在它已经成了混乱和问题的制造源”。我们可以随处看见一百年前西方的管理思想方法与最新的管理思想方法同时涌入中国，而且都是针对同样的主题，但我们的企业不分清其成长阶段，往往从经验管理阶段不经过科学管理的规范，就盲目引进文化管理，这就如同想一下从“原始部落社会”飞跃进入现代社会一样。


　　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时，成功划分革命建设成长阶段，根据不同成长阶段，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经验的智慧值得企业学习借鉴。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处成长阶段的科学划分，才使得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以正确运用，才能够正确制定与国情相符合的各种经济政策。


　　二、“一窝”风


　　“一窝”风的学习歪风也较为普遍，“一窝”风的实质是缺乏独立思考，而表现形式则是完全否定自己。目前企业学习中浮躁之风盛行，管理者在各色各样成功秘诀的诱惑下，懒于开动脑筋。正是由于国内企业界独立思考精神的缺失，才使模仿风不断，从早期的“三株”热，后来的“联想热”、“海尔热”，看上去国人学习热情高得很，但是这种连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践经验都懒于独立思考，或者忽略不顾的盲目学习方式，难道果真能从别人的成功秘诀中取得真经吗？


　　很多做企业的人，只看见自己的落后，充满自卑心理，对自己可取之处视而不见。这种自卑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在洋人面前自卑。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使我们被动挨打。被动挨打的结果又导致盲目自卑，盲目自卑又把祖宗数千年的经营管理之道和文化传承忘记得一干二净。当我们热衷于忘记自己，学习美国、日本企业的经营之道时，别人却借鉴我们古代系统思维的文明成果，悟出“学习型组织”的真谛之一是系统思考。从儒家思想中悟出松下精神，从孙子兵法的“立于不败之地”悟出组织系统的超稳定性战略，从国人彻底否定的科举制度中借鉴了人才选拔的方式。相反我们却对自己祖先的衣钵视而不见，把学习型组织、松下精神、系统的超稳定性战略等说得神乎其神。其二，表现为在经营管理的方法选择上的喜欢跟风。一看见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者某一企业成功了，媒体炒作把成功的企业说得如何完美，结果是很多企业无视别人之长，只见自己之短，盲目学习，但这些跟风的企业常常会发现不妙，怎么所谓的成功企业一个个倒下。


　　中国企业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如何将零散的经验理论化，并进一步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独立思考是一个“劳其心智”的过程。缺乏对自身实践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学习惰性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他们看来，独立思考毕竟很费神，要详细地收集占有资料，要学会分析方法，对自身也提出较高要求，而且来得慢，不如直接拿来容易。其实别人的经验只可借鉴，而不可完全复制。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自己能感悟，而做企业的最高的境界也是经营者的悟道，在独立思考中悟出经营之“道”。


　　从客观上讲，独立思考的困难在于已有事物的权威性，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盲从，也不抛弃，而是坚持独立思考。例如，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发展道路模式，既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又是被苏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模式。然而，在中国却遭到了失败。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模式， 该怎么办？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国情的独立思考，看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特殊的国情需要特殊的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模式。其实，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权威，而在于能否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物进行独立思考。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正是不为已有的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 ，坚持独立思考，从而创新了许多不朽的理论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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