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政策机会仍然在较长的时间内会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以下情况带来的政策机遇仍然将长期存在。


　　第一、定价机制由指令向市场过渡的政策机遇。如土地的市场定价机制，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然后高价半市场化卖出。之所以说是半市场化，因为土地征收成本与市场价存在很大的空间，这一空间为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也为企业权力“寻租”，钻政策空子获利创造了条件。


　　在企业资金的供给方面，利率定价市场化还远远没有形成，多年来存款相对物价指标（CPI）的负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使存款人数千亿的利息损失转移到获得贷款人的收益，数千亿的利息损失也为官员腐败，企业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同样，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道路，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股票、企业债券等融资方式方面，发行定价仍然是半市场化，带有强制定价的成份，高溢价，发行成本远低于市场化所应承担的成本。只要获得政策支持，企业发行股票、债券无疑能获得巨大利益。人们常说的资本市场的“圈钱”就是这个道理。其它在重要能源及生产资料方面，价格形成仍然处于半市场阶段，无疑也为企业利用政策机会提供了可施展的空间。


　　第二、产权制度断续改革仍将会形成新的政策机遇。这表现在“公”变“私”的过程中，大量的不良国有资产需要处置。MBO虽然由于“郎顾之争”暂时放缓，但仍然还有大量的国有资本要从竞争行业退出。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不良资产的处置，由于没有完美的定价机制和定价标准，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有十分完美的定价机制和定价标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为“灵活”利用政策带来了机遇。


　　第三、分配制度持续改革仍将会形成新的政策机遇。近几年来，国家又拉开了新一轮税收体制改革的序幕。如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合并，企业所得税与流转税存在重复计征的调整，中外企业所得税的并轨等新的税收政策将会逐步推出。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呢？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为相关政府倡导的，有利于民生、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行业提供了获得政策扶持的机会。


　　第四、行业准入放开的政策机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进入社会事业领域，进入金融服务业，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这一切，均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政策机遇。


　　第五、产业政策变化带来的机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断提出新的产业政策。如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准入、发展规划、融资政策等等。产业经济政策变化将给企业经营带来新的政策机遇与风险。


　　中国富豪发家，许多是利用了以上市场化进程中政策变化带来的机遇、如产权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改革带来的机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存在的“灰色地带”，如“半市场化”定价、审批制度、配额制度等成为政策机遇的重要来源。


　　企业要善于利用以上政策，保持与政府较为良好的关系，预先获得政策信息，并从“灰色地带”的 “合法寻租”中获得企业发展的资源。“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些企业可谓先知先觉，如为了利用好政策，成立政策研究室，其目的首先是利用好政策优惠，其次是在“灰色地带”的 “合法寻租”中利用政策。


　　在利用政策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政策面的变化将影响国民经济的周期性，而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要素成本，及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间接影响到企业所在产业的周期性波动。


　　产业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常常紧密联系。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家电产业、通讯产业、IT产业一个高速成长期。而在2002—2005新的一轮国民经济增长期中，以上产业却进入成熟期，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相反以房地产、汽车、钢铁、能源等行业迎来了爆炸式增长。产业的周期性与国民经济的周期性的联系还表现为，每一轮国民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是若干个重点产业拉动的，而不是所有产业都全面开花。因此如果在产业决策中进入下一轮国民经济增长的“领长行业”，就很容易成功。相反，进入了一个处于衰退的行业，就很难成功。在产业决策时，要把握这种国民经济周期性及产业周期性，选择合适的决策时点。


　　中国富豪发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常常善于预见政策。人们常说，某一企业的成功是由于决策时的远见，这种远见是对不确定变化的准确预见性，而预见政策是很重要的一种预见能力。


　　政策相对实践有滞后性。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各种矛盾提出来的，是针对以前一个阶段经济社会活动而言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不断遇到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企业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时，没有现成的政策依据，而又不得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其便按照某种“预见性”的方式经营企业。而这种“预见性”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演变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正确的预见性。而另一种则不被认可，不成为以后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一种不正确的预见性。正确的预见性代表一种经济活动的主流，这种正确的预见性为决策带来了先发优势，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些企业家就有这种远见。


　　如一些企业在80年代初，就搞起了承包制。江苏华西村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别人还在担心“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时就在发展私营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地区间的“物物”贸易还是被认为“投机倒把”，但已经有所松动，不少先知先觉者开始“投机倒把”，获得“第一桶金”。几年以后政策放开了，地区间的差价也没有了，机会也消失了。牟其中就是一个典型，在别人还在争论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时，牟其中创办的南德公司做起了“物物”交易，还居然用民品从前苏联换回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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