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并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献上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利用贤人来打天下，统治天下，先于刘邦的其他一些英明的帝王都曾用过这种方法，而且总是屡试不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已经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代之出现的是韩、赵、魏三个新兴的国家。在魏国，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国君是魏文侯。这一年，他已经执政二十二年了，此后，他在位十六年，继续推行改革的措施，使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在这个改革图强的过程中，尊贤任能对魏国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魏文侯尊贤至诚，他的老师田子方认为：“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魏文侯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贤士十分尊重，就是对拒绝做官的贤士也照样礼敬。他对贤士段干木拒不出仕不仅不生气，反而送去百万俸禄，对他的礼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魏文侯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按才任用，由于他尊贤任能，用人不疑，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大批贤才都涌向魏国，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政治家、军事人才的帮助下，开创了魏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当时第一流的贤才，如王翦、王贲、蒙恬、李斯、尉缭、姚贾等。他们有的是军事家，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外交家，他们都不是秦人，却在尽心竭力地为秦国效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固然离不开秦国本身已经取得对山东六国的明显优势的吸引，然而众多杰出人才来到秦国以后，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为秦国制定和实施克敌制胜的谋略，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秦王嬴政知人善任，海量容才，以卑恭谦逊的态度和豁达的胸襟对待臣下和纷至沓来的宾客。正是一代雄主过人的眼光和胸襟，激励着大臣为秦的统一运筹于帷幄之内，武将也为之驰骋于千里疆场。尉缭、李斯等文武大臣都竭忠尽诚地为秦国效力，来报答秦王嬴政的知遇之恩。尉缭根据自己的反间计设想，同时综合他人类似的建议，并借鉴秦国历史上施行反间计的成功经验，为秦王制定出统一天下的总战略方针：用间与用兵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根据这一总的战略方针，秦国相继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在统一过程中，秦王嬴政折节纳人和知人善任，充分调动了文臣武将为秦效力的积极性，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为秦的统一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秦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治理国家确实需要贤士，但更根本的还需要依靠民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的兴亡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亘古未变的真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为政者如果不以人民为念，轻则亡身，重则亡国。因此古代一些英明的执政者为赢得民心，获得政治资本，也能做出一些示范。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军猛攻荆州（今湖北江陵）。当时正以客卿身份居住荆州数年的刘备受命负责御敌之事不过接到曹操领军来袭的报告时，敌军已经迫在眼前。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撤退而已。结果，无数仰慕刘备仁德的百姓都跟着他走了。带着一大堆碍手碍脚的非战斗人员，使得行军速度缓慢下来，如此下去，被曹操追上，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有人建议抛弃随军的百姓，刘备却以凛然的态度说：“要完成大业，必须以人民为根基，这么多百姓由于仰慕我而跟来，我怎么能丢弃他们不管呢？”刘备所强调的民本主义，当然和近代的民主主义不同。然而，在绝对专制政治统治形态的当时，以保护人民为优先的君主，可以说是对民众力量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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